3年多以前的那个电话，或许会成为Jaivime Evaristo一生的噩梦。
2019年7月下旬的一天，Evaristo正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候机，准备回故国菲律宾探亲。这时候的他正功成意得，任职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环境科学系（Utrecht University）助理教授，作为水文学领域的新星，他已手握2篇《自然》论文。
要知道，这个领域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并非易事，除了极少数提出重要理论或成果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只能发表在专业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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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risto恰恰是这个领域的异类：2015年9月，博士生第二年他就以第一作者在《自然》发表一篇引起业内轰动的研究，他验证了一个重要理论的全球普适性；2019年6月17日，第二篇以他为通讯作者、导师Jeffrey McDonnell教授为唯一合著者的《自然》论文发表，给出了另一个颠覆常识的结论。
电话正是他的导师McDonnell打来的。这位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教授告知Evaristo：一篇刚刚发布的预印本论文，指出了他们的第二篇《自然》论文存在的缺陷，且批评者要求撤稿。
接下来的16个小时飞行，Evaristo坠入“不敢相信、尴尬、沮丧”的情绪中，更让他焦灼的是，这次被同行批判对其职业生涯会有怎样的影响。
现实印证了他的担忧。2020年2月12日，论文正式撤稿。撤稿3年以来，无论是论文发表还是项目申请，Evaristo都遭遇了巨大挑战。
2023年2月16日，距离其《自然》撤稿有3年又4天的时候，他把这段经历撰写成文，发表在了《科学》的职场栏目。
他说，“……我不后悔撤回论文的决定。这可能是令人尴尬和自惭形秽的，但这是正确的决定。这次经历让我成长为一名科学家……无心之失难免，研究人员应该被鼓励而不是受到惩罚，因为他们做了正确的事情并撤回了有缺陷的工作”。
一个愈挫愈勇的励志故事跃然纸上。然而这个故事不止于此。
Jaivime Evaristo。图片来源：乌得勒支大学官网
一举成名
在遇到McDonnell教授之前，Evaristo的人生可谓一波三折。
他在2004年毕业于菲律宾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最初的10年里他分别在当地担任葛兰素史克的业务经理，以及在迪拜从事商业咨询工作。之后他决定改变人生轨迹，于是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水文地质学的研究生学位。他希望做一些定量研究。
按照Evaristo在其博客中的陈述，他原计划拿到硕士学位后就回到职场，“但是当看到硕士导师在做田野工作时，我有了灵感的火花”。他萌生了跟着导师继续读博的想法。
然而，他的导师Fred Scatena因患癌于2013年1月2日去世了。
这对Evaristo打击巨大，他成了一个“学术孤儿”。
最终，他在拿到硕士学位后找到McDonnell教授开始攻读博士，而“研究课题与我最初计划的完全不同”。
McDonnell教授是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同时是全球水安全研究所副所长。他参与了同位素“两个水世界”假说创立并将其系统化，该假说认为降水在土壤中形成两个隔离不互相交换的水库，分为植物吸收用水与径流水。
萨斯喀彻温大学成了Evaristo的福地。从2014年年初入学，仅1年多时间，Evaristo就于2015年9月2日作为第一作者在《自然》发表研究论文。这是一项整合了47项同位素水文研究数据的荟萃分析研究，论证了同位素“两个水世界”假说的全球普适性，这对水资源管理有重大意义。
这在萨斯喀彻温大学是件大事。《萨省大学学生报》（The Sheaf）称Evaristo是“独一无二”的，不仅是因为他作为博士生发表顶刊论文，而且因其跨专业的背景。
一举成名的Evaristo在博士毕业后，于2017年在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任助理教授，2019年跳槽到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在这里，他和McDonnell教授发表了这篇被撤稿的《自然》论文。这项荟萃分析汇集了数百个之前的研究数据，他们得出结论：森林砍伐会导致（全球）径流巨幅增加，大约能增加3.4个亚马逊河的年平均径流量，这相当于全球用于调节河流径流水坝蓄水能力的6倍。
不承想，这个异乎寻常的研究结论引起了包括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James Kirchner教授在内的学者的注意。
Jaivime Evaristo和他的导师Jeff McDonnell。图片来源：萨斯喀彻温大学官网
硬伤累累的研究
Kirchner和同事仔细剖析了Evaristo的论文，发现了诸多硬伤。
首先是数据库问题。Evaristo等人发现这些数据要么计算出的水量变化存在重大错误，要么归类错误。比如某流域被归类为森林砍伐田野实验，实际上该流域只有荒地，从未被森林覆盖过，且该砍伐前后的流量增加由其参考文献中的150%变成了363.3%。还有的流域只是种植了作物或牧草，也被归入森林种植实验区。
其次，结果验证失败。Evaristo和McDonnell收集了161个森林砍伐实验和90个森林种植实验的数据，但这个库仍远远不够大，导致机器学习无法给出准确的预测。Kirchner等人用了相同的数据和平台进行模型验证，这也是Evaristo论文主要结果所依据的模型，结果失败。
另一个硬伤是，Evaristo论文有一个默认假定，认为地球的整个陆地都是森林，事实却是地球上只有不到30%的土地面积被森林覆盖，这毫无疑问导致了不切实际的结果。
Kirchner等人认为，砍伐多少森林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砍伐森林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会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具有广泛的影响，那么Evaristo论文中被夸大的结论可能会被误解。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误？Kirchner的看法是，当研究者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时，常常不能批判地检查那个结果，甚至是为了高调，不愿批判性思考这个结果。尤其是，在顶刊或一些“华而不实的期刊”（flashy journals）上发表论文有助于其获得晋升或资助的时候，这个问题变得尤其严重。
Kirchner还注意到，Evaristo的这项研究主要基于机器学习模型，而两位作者均不具备深厚的相关知识，虽然这类软件的应用越来越容易且广泛，但若使用不当则会产生无意义的结果。所以，“‘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很重要，他们需要请教真正的专家”。
Kirchner决定发邮件联系Evaristo和McDonnell，告知二人他们团队的忧虑。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James Kirchner教授，他曾担任瑞士联邦森林、雪和景观研究所（WSL）所长。图片来源：WSL官网
撤稿
让Kirchner略有不满的是，Evaristo在《科学》上的叙事给人一种误导，即Kirchner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文，让Evaristo陷入被动。
事实并非如此。
2019年7月23日，在那篇《自然》论文发表一个多月后，Kirchner给Evaristo和McDonnell同时发了邮件。在概述上述忧虑的同时，他附上了拟就的评论草稿。之所以没有直接联系《自然》，他考虑到Evaristo还在职业早期，希望将这件事的潜在影响降到最低。在此之前，他跟2位作者已经有过一些方法细节的沟通。
Kirchner并没有“要求撤稿”，而是说，如果有必要，则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接受撤稿（retraction is warranted）。
一般情况下，这类讨论应当是论文通讯作者来回应批评的。Kirchner很快收到Evaristo邮箱的自动回复，称其在9月2日之前不在办公室（这大概就是Evaristo要回菲律宾探亲的那段时间）。15小时后，他收到了McDonnell的回信，只是后者没有领他的好意，也没有进行学术讨论，并建议他向《自然》提交草稿，并称会通过期刊来回应。
既然McDonnell拒绝回应Kirchner提出的问题，事情就发展到了公事公办的程序环节。7月24日，Kirchner将评论稿提交给了《自然》，随后他还于7月25日提交到了预印本平台EarthArXiV，毕竟《自然》的流程要漫长得多，而让学界早点知晓这件事更为重要。
接下来的剧情就衔接到了Evaristo在《科学》文章中的描述部分：“我们起草了一份回应，纠正了数据集中的明显错误并捍卫了我们的方法。《自然》杂志将我们的回应连同批评意见一起送审。然而，我们在收到同行评审的反馈后决定不予发表我们的回应。我们的错误很严重，很明显唯一合乎道德的选择是撤回这篇论文。”
值得一叹的是，走过了那么多的弯路，Evaristo的人生仍然不是坦途。这时他遭遇了“社交媒体上的恶评和匿名同行评审中的恶言”，他开始躲避一些会议，并注销了Twitter账户。当撤稿已成定局之际，他找到系主任提出辞职，系主任挽留了他，称既然论文的错误是无心之失，不需要辞职。
后续的消极影响还在持续。Evaristo自述称，虽然他已努力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来恢复声誉，但论文发表仍然遭遇困难。即使提交的新项目与被撤稿工作没有关系，并且外部评审专家持肯定态度，他也难以获得资金支持。
撤稿之后，Evaristo还曾来到Kirchner实验室参观，并讨论可以合作的项目。
Kirchner仍然愿意给Evaristo鼓励，认为后者已经到了给自己更高预期的职业阶段，他需要放长眼光，“科学声誉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个别事件可能会有影响，但声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或失去。”
上图分别为James Kirchner（左）和Jeffrey McDonnell（右）在谷歌学术中的数据，两人均为业内大牛。
同行与评议
撤稿给了Evaristo足够的教训，他终于明白不能指望自己什么都懂，寻求多样化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是他早就应该做的。他告诉《中国科学报》，他还应该对数据集进行多重检查，用于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不仅如此，他变得更加小心了。尤其是在与他人合作撰写论文时，他会特别注意明确各自的分工，以便问责制完全透明。
必须要提出的一个疑问是，这个硬伤累累的研究是如何发表在顶刊《自然》杂志的？作为科学论文发表的把关环节，同行评议的作用为何没有体现出来？
该论文的2位审稿专家为犹他大学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教授Paul Brooks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生态水文学教授Christina (Naomi) Tague，二人对《中国科学报》的询问保持了缄默。
当学术诚信网站《撤稿观察》向Kirchner提出该疑问时，他的回应有些耐人寻味，“我认识审稿人，他们是聪明人。”
Kirchner说，作为审稿专家，的确需要做一些挖掘工作才能抓住该论文中的一些问题，这超出了一般审稿人的预期工作量，而审稿人又不能含混说，“我真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但它不应该发表，因为它看起来不对劲”。
看起来评议论文的这2位同行偷了懒。幸好同行评议的体系最终起了作用。
科学就是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较量中纠偏而前行的。事实上，Evaristo和McDonnell在2020年还遭受了来自同行的第二次“打击”，他们的同位素“两个水世界”假说有所动摇了。
同位素“两个水世界”假说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土壤流动水与束缚水之间相对独立的证据是其氢氧同位素值在两者存在较大差异。而深圳大学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宋欣指出经典的低温真空抽提方法本身是有缺陷的，他们创新了一种技术手段，对国际上已发表的同位素测量偏差进行了校正，结果提示“两个水世界”概念可能是由于测量方法缺陷导致的“假象”。
2020年12月14日，这项研究发表在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在此之前，已有温室研究证明土壤束缚水与流动水是存在同位素交换的。
这让Evaristo有些坐不住了，毕竟这关系他2015年成名作能否立得住。他于2021年的3月底和4月初，与宋欣邮件往来进行多次“较量”。宋欣说，初始，2人都有些情绪化，后来逐渐趋于理性，“Evaristo总的来说还是很中肯友好的”。
其实论起辈分，宋欣是Evaristo的师兄。在Evaristo的宾大导师去世后，本来是其博士委员会成员的Brent Helliker教授不仅成了Evaristo事实上的共同导师，还推荐他参加犹他大学的暑期课程，该课程给Evaristo后来的研究带来启发。而Brent Helliker正是宋欣的博士生导师。并且Evaristo还告诉宋欣，他在宋欣做博士答辩的时候还坐在了观众席上。
尽管有如此渊源，二人并未达成共识。宋欣认为，他的研究至少90%推倒了同位素“两个水世界”假说，而Evaristo则认为最多是削弱了这个假说。
在撤稿之前，Evaristo较为活跃且高产。他和中国的学者有过多次合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在2018年还曾考虑聘请他为客座教授，彼时正是他的高光时刻。
McDonnell教授在给《中国科学报》的回信中未谈及撤稿细节，只是说，“我为Evaristo感到非常自豪”，并极力推荐他的一本著作《“研”磨计：给青年学者的17条建议》，这是一本谈论科研职业生涯规划的著作。
这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因为《中国科学报》希望他谈谈撤稿事件的教训，那本应是青年学者更想知道的。
参考：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306-0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retracting-my-paper-was-painful-it-helped-me-grow-scientist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i-regret-not-raising-immigration-issues-when-negotiating-my-first-faculty-position
https://jevaristo.medium.com/a-phd-in-perspective-the-good-the-bad-and-the-ugly-65c1cb259b1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1940-6.epdf?author_access_token=3II8RuVWi_IsfQ6sixFql9RgN0jAjWel9jnR3ZoTv0O5zIdO-dbYm9yEYNaQBBz_CFQw6rhL7hgyy_CLAsJVqYFTDn1I-OC1ysIKmarQS9QN-rBkODGZI0eOYgE6nADDjM2SLSd87OSAMd_0ill2hA%3D%3D
https://www.aguecohydrology.org/blog-adding-our-leaves/archives/06-2019
https://retractionwatch.com/2020/02/18/authors-retract-nature-paper-on-dramatic-increases-in-streamflow-from-defore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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