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晨阳
每年毕业季，总有一些论文致谢让我们泪流满面。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最近因读者的眼泪冲上热搜的，是兰州大学（以下简称兰大）2023届博士研究生朱占武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论文致谢部分，他用大量篇幅感谢了母亲和导师。
《中国科学报》记者发现，在近年来“火了”的论文致谢中，至少有3篇来自兰大的学生或教师。
他们的经历为何感人
兰大博士毕业生朱占武：任何美好的词语都属于妈妈
朱占武今年28岁，曾以第一作者身份在eLife上发表学术论文，另以共同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身份发表了3篇论文。研究生期间，他主持申请了多项纵向及横向基金，曾获得2022—2023学年甘肃省“三好研究生”、2022年兰大优秀研究生标兵、兰大2023届优秀毕业生等荣誉。
但在人生亮面的背后，他是个出生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孩子，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所在的公司破产，家庭失去所有经济来源。5岁时，他患上白癜风，母亲为了给他治病，每天打好几份工，累到在上班途中双腿失去知觉。“我母亲是一个自信、优雅、聪明且勤劳的人，可能在我这儿，任何美好的词语都是属于她的。”朱占武在致谢中写道。
他曾是个有点调皮的学生，因为在课堂上说话被兰大教授程博注意到，但程博没有批评他，反倒肯定了他的“思想”和“见解”。在另一所高校攻读研究生时，他遇到了一些困难。在跟程博长谈后，他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退学，之后他重新考试，成为了程博的研究生。
兰大青年研究员赵序茅：我从来不曾优秀过
2021年，赵序茅的博士毕业论文致谢摘选——《我从来不曾优秀过》，突然在社交媒体刷屏。这篇致谢写于2019年赵序茅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毕业时。
赵序茅早年曾经历过一连串的失意和挫败：打小儿有口吃的毛病，不被身边的人看好；初中升高中没考上；高中升大学没考上；大学考研惨遭调剂；硕士考博士再次惨遭调剂；博士阶段一度退学。“我从来没有优秀过！”他说。
小时候的一个场景令他印象深刻：妈妈带他去商店买铅笔，商店老板拿出一个瑕疵品。妈妈要求调换，老板却说，给你一支金笔也无用。
历经几番波折，赵序茅终于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被兰大生态学院以青年研究员（教授四级）身份引进。他目前从事保护生物学研究，已在国内外主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除了开展科研工作外，他还一直坚持写作，至今已出版28本科普著作，举办200余场公益科普讲座，获得“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兰大讲师赵安：回首望过去，可怜无数山
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赵安的博士论文致谢《可怜无数山》发表在个人公众号后，意外走红。
他从兰大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本科毕业后，曾经历3年迷茫的打工时光，之后考上甘肃老家的基层事业编，并被选派担任某贫困村的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3年的基层工作经历，让他完成了一个农业农村工作者的身份认同，对他后来的学术方向及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曾自学经济学、法学，因专业跨度太大，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他在职攻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硕士，又考上了兰大法律硕士，最终如愿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目前，赵安已经回到兰大任教，现为兰大草地农业科技学院讲师。
他们为何都是“兰大人”
无论是赵序茅、赵安还是朱占武，他们的成长经历都与兰大有着不解之缘。
这是巧合，还是有着某些内在的缘由？ 兰大是否有着某种独特的精神，吸引着这些自强不息的寒门学子？
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赵序茅和赵安。
赵序茅：这和兰大的精气神有关
在我看来，我们是有一些共性的。
首先，我们的家境都不好。朱占武家境贫困，多次发生家庭变故；我和赵安都来自农村家庭。但我们依然保持着奋斗精神，这是人们有所触动之处。
其次，我们的求学之路都比较坎坷。我和朱占武都曾在研究生阶段退学，赵安先后换过几次专业，还深入基层工作过。可以说，我们都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学霸”，都是凭借努力和超出常人的付出而取得博士学位的。
那为什么我们几个都出自兰大，或者最终选择来兰大就职呢？我想可能有3个原因。
第一，这和兰大的精气神有关。兰大的校训是“自强不息，独树一帜”。兰大作为胡焕庸线以西唯一的“985”高校、“双一流”A类学校，承载着西部教育的重任。一代又一代兰大人在贫瘠的土壤上，开出绚丽的科研之花，践行“吾校虽瘦，必肥华夏”的誓言。我们3人的奋斗历程和兰大“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精神高度契合，或许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认同，使得我们在兰大找到了归宿。
第二，兰大师生踏实、低调、朴实无华，和出生在农村的我们气质很搭。在兰大，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和社会上的人、事攀比，也不需要太多的人情世故。这种土壤适合农村出来的孩子，可以安心地进行科学研究。
第三，这和家庭有很大的关系。我们3人家庭条件都不好，不仅缺少来自家庭的支持，还需要补贴家庭，选择在东部发展，也许较难承受那种生活压力。
赵安：可能是“兰大现象”的又一个注脚
我想，这3篇致谢之所以刷屏，是因为在人人炫耀成功的时代，有几名博士居然分享了自己的“失败”。
和其他两人不同，我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大时代之下的“个人史”记录“社会史”是我的专长和自觉，只是在论文致谢中将被记录者换成了自己。没有想到的是，论文致谢能广泛传播，甚至走出学生群体，激起很多“70后”“80后”的共鸣。我的博士生导师张晓山先生点评道，“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借你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我18岁前往兰州上学，35岁返回兰州工作。17年间，我经历了很多颠沛流离、辛酸无助、生死别离，现在暂时进入了世俗眼中的稳定期和舒适区。但我始终铭记任继周院士对我说的话：“坚持做金字塔式的学者，不要成为细竹竿式的学者”“不要打了个好基础，最后盖个茅草屋”。来到新的研究领域，还有很多课要补，须臾不敢懈怠。
兰大的校史里有个广为人知的“兰大现象”，大意是艰苦环境更能塑造人的卓越品质。兰大化学系“一门八院士”、地学系“师生三代勇闯地球三极”、中国科学院的“兰大军团”等，都是“兰大现象”的代表。
尽管我们3人的成就远不能与上述前辈相比，但或许可被看作“兰大现象”的一个小小注脚——敢于“自讨苦吃”，不怕接受挫折教育，在不得不与命运较量时，鼓起勇气坚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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