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晴朗（南京大学）
当前，大学校园疫情后的“解封”已是现在进行时。据极目新闻报道，5月20日，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开放了校外人士预约入校的线上渠道，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校园也已逐步恢复对公众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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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舆论场上对校园是否应该开放的意见仍存在很大分歧：支持开放，或反对开放。早在五一期间，有关“深大是谁的”“深大是国家的而不对外”的争论就曾引发广泛讨论。
实际上，自今年年初新冠被列入“乙类乙管”后，关于大学校园是否应该重新向社会开放的问题就一直处在争论之中。反对者质疑校园放开后存在的治安隐患，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科研环境、校园氛围都会受到影响；而支持者则认为校园应该回到疫情前的开放状态中去，并且从大学精神、大学的开放性与公共性等角度驳斥封闭论者的观点。
讨论看似激烈，实则殊途同归。与其说两种观点是在争论“校园是否应该开放”，不如说是在探讨“校园应如何开放”。
从封闭论者的观点来看，他们担心的秩序、校园资源等问题本质上是校内设施开放策略、保卫部门工作质量等高校校园管理水平的考量，而非开放与否的问题。开放论者要求“回到疫情前”，而三年前的中国高校其实并非简单的、彻底的“开放”，不同院校根据其具体情况，也会有不同的管理策略。
改革开放后，除了SARS疫情期间，国内最早进行校门进出管理的院校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2008年后，由于旅游客流量大增，清北两所高校作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校园，在教学、科研工作之外，庞大的人流量使其不得不承担起旅游景点的职责。有限的校园管理水平难以应对，才不得已开始进行入校身份验证。同为知名景点的苏州大学管控更为严格，必须出示校园卡才可以入校；厦门大学则采用“景点开放式”的策略，需要出示身份证明，在规定时间段内可以进入思明校区，其他校区的教学、科研设施则不对外开放。
来访游客相对较少的高校则往往不设限制。例如，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访客多为周边居民，客流量有限，因此长期不设门禁。2018年，该校区试行门禁引起争议，几周后又取消了门禁。可以说，中国高校在2008年后的校园开放采用的是“总体开放，部分管控”的策略，既不是彻底的开放，更不是完全的封闭。
新冠肺炎疫情后，校园从三年的封闭中恢复开放，事实上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今年2月，央视网发布了名为《大学校门，该打开了》的评论文章，认为大学不能对封闭带来的管理便利产生依赖，要求将校园开放提上日程。根据南大校媒《新潮》的统计，截至4月30日，清北均已开启社会人士的线上预约入校渠道，人大、东南大学等高校也开放了校友入校、校内联系人等入校渠道。5月16日，南京大学保卫处发布公告称，南大将在线上预约来访渠道之外设立校园开放日，在校庆、毕业季等特殊时段向社会直接开放。在整体开放的背景下，各个高校也正在探索合理的、符合本校具体情况的、适应于当前高校管理水平的开放路径。
应该明确的是，高校校园开放之所以在近十年成为广受关注的公共议题，根本上是源于社会公众对高校校园的向往，是大学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的体现。向往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客流量的迅速增长，而当这与发展相对较慢的校园管理水平产生冲突时，校门管控的加强也就成为了不得不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理解高校管理上的困难；但另一方面，高校也应积极探索精细化的校园管理模式，为更有序、更高水平的开放提供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后，我们也看到全国各地的高校都在渐进地摸索校园开放之路，在走向开放的大前提下，这首先是值得鼓励的。至于如何在校园秩序、师生安全与开放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则是对每一个高校管理部门的考验。我们相信，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高校校园必将重新走向更全面、更高层次的开放，真正做到大学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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