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性骚扰的网络发声，不应被随意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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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宇（复旦大学）

近日，编剧史航被指控涉嫌性侵的事件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5名受害者在微博、豆瓣等多个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讲述了自己遭受性骚扰的经历。然而，如此撕裂自我写下的血书，却被部分网友轻描淡写地打上 “ 绘声绘色的小作文 ”的标签。但在我看来，反性骚扰的网络发声运动不应被随意污名化。

首先，部分网友质疑受害女性的动机，认为其通过诋毁当事男性来达到“想红”的目的。然而，事实上在这个曝光的过程中，女性所要承受的压力和后果比沉默的被指控男性要大许多。在我们的社会传统中，受到性骚扰和性侵犯是难以启齿的，是无法向他人诉说的经历。由于许多地方仍被这样的保守观念笼罩，受害者往往担心维权后自己曾被性侵的屈辱往事会在家人、朋友等熟人圈子中传播，导致自己抬不起头。因此，一位女性受到性骚扰、性侵犯或性暴力后，选择让渡自己的隐私权利，在公共平台上讲述性骚扰或性侵犯的经过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情。当事者不仅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回忆自己受到侵犯的过程，冒着可能被报复或被他人背后议论的风险主动揭露作恶者，还要接受公众审判的目光。无论如何，抛开少数趁浑水摸鱼的杂音之外，那些站出来讲述自己当年被侵犯的往事的人都是勇敢的人，她们的不幸遭遇值得同情，她们的权益亟待保护。

此外，还有人指出，网络举报没有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而是通过舆论和社交媒体来对被指控者进行指责和抨击，容易变为带有狂欢性质的公审，可能冤枉一些好人。不可否认，古往今来都不乏一些人借着某种运动或公众情绪挟私报复，从而造成不少冤假错案。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传播时代，夺人眼球的信息又往往比严肃的辟谣传播得更广泛更快。因此，鼓励通过符合程序正义的渠道维权自当是社会治理努力的方向。但是，不能空谈程序正义而不考虑社会现实因素，如果过度强调程序正义，容易让为数不少的作恶者逍遥法外。性侵犯罪的特殊性在于，受害者所控诉的性侵行为发生在仅有两人的空间中，外界无法窥探内部的情况，很难证明事情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缺乏录音、视频监控、现场图片或聊天记录，许多时候难以有效指控作恶者的犯罪事实。但问题是，受害者既不可能未卜先知、提前预料被性侵的危险，又不可能总是有那么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再考虑到受害者和作恶者的特殊处境，比如熟人关系降低警惕性、权力结构的不对等造成受害人担心揭露作恶者后可能引来对方的报复和反向诬告敢怒而不敢言，许多时候寄希望于受害者在第一时间保留证据根本不切实际。而一旦未能留下证据，在片面倡导程序正义的情势下，往往难以惩治那些作恶者。因此，程序正义固然非常重要，但不能空谈程序正义，忽略更基础的社会现实。

可见，反性侵的网络发声有其现实意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指控和抨击行为，更多的是为那些长期被忽视或者被压制的声音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在呼唤更公正和更有效的司法程序的同时，也在探索社会对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回应和解决方法。至少在大众观念比较保守而社会反性侵机制又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众多受害者让渡自己的隐私讲述自己的故事、互相连结以增加可信度，有助于唤醒一些人的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从而促进性骚扰和性侵犯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从长远来看，反性侵的网络发声运动警醒社会各个方面都应当参与到建立全方位的反性侵机制的过程中来。这既包括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努力，比如同情、尊重和保护受害者不受到二次伤害、普及权利观念、开展自我保护的性教育等举措，又包括在司法层面优化和强化反性侵的立法执法机制，让那些作恶者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