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歆妍（苏州城市学院）
4月28日，豆瓣用户“青年编辑们”发布一篇匿名投稿，一个女孩指控知名编剧史航曾对自己实施性骚扰。投稿发出后，迅速在微博上传播，并于28日晚冲上微博热搜。此后，又有多名受害者以匿名或实名的方式站出来，通过网络控诉史航用相似的方式对其进行性骚扰。（4月30日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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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爆出后，有些网友对于当事人在网络上发表“小作文”进行控诉的形式感到不满：“可以随便发两篇小作文直接定罪？”“真的对毫无证据全是自己一面之词心理活动的小作文ptsd了。”
回顾过去，从“浙大教授被指性骚扰女博士致其跳楼”到“安永女员工实名举报被高管性骚扰”；从“女子被辞退后写小作文称上司性骚扰”到“清华学姐误指学弟性骚扰”……我们不难发现，通过在网络发表“小作文”来指控他人性骚扰的事件，已经不算罕见。这些事件有的得到了妥善解决，有的没了下文，有的则陷入反转，使无辜者受到非议甚至网络暴力，使好心人的善意被辜负。
这也难怪一些网友在本次的史航事件中反感当事人的“小作文”：只有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缺乏专业鉴定和判断，充满主观色彩的煽情“小作文”，有时并不能成为指控他人性骚扰的最有力的工具，反而会蒙蔽、煽动网友，伤害无辜之人，最终让事件变成一出“狼来了”的闹剧。
可是，这一切都是写“小作文”当事人的错吗？笔者认为，不应一味指责他们。当事人的“小作文”背后，透露出的是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反映出我们的社会缺少强有力的反性骚扰机制。
在高校内，从2018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某被举报性骚扰开始，越来越多的学生呼吁高校建立防性骚扰机制。然而，机制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就用人单位而言，《民法典》规定，用人单位应积极防治性骚扰。但一些用人单位在性骚扰事件曝光后大事化小的态度让许多人难以信任就职单位。2021中国职场性骚扰现状报告显示，遭遇性骚扰的当事人只有14.45%选择了报警或是向用人单位投诉，并且其中只有1.84%的人“达到了想要的效果”；近九成企业或单位，都没有开展和职场性骚扰防治相关的培训、讲座，或出台一些规定来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而在法律方面，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反性骚扰立法。2021年，公益组织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发布的《防治性骚扰法律与司法审判案例研究报告（2019-2021）》显示，法院认定性骚扰事实成立的比例较低，约占28%，在所有有效24份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裁判文书中，除去性骚扰受害人作为原告撤诉的6起案件，在剩余的18份公开文书中，认定性骚扰行为事实部分成立的有4件，胜诉率不足两成。举证难、维权成本高、赔偿数额低等普遍存在的问题会导致性骚扰受害者不愿求助于司法救济。
由此可见，当下的反性骚扰机制难以为当事人提供足够的支持。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的当事人，只能借助网络“小作文”这种简单、直接、高效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
此外，社会也缺乏对性骚扰相关知识的普及。
笔者在微博以“性骚扰”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同样是在今年受到讨论的话题，关于性骚扰事件本身的“史航性骚扰”“安永女员工实名举报被高管性骚扰”和“印度男子性骚扰韩国女游客”，阅读量分别为7亿、2.1亿和1.2亿；而科普性骚扰知识的“女生遭遇性骚扰正确处理办法”“公共场所遇到性骚扰该怎么办”和“性骚扰怎么取证”，阅读量分别是3302.2万、2651.5万和1149.1万。可见部分媒体只顾报道事件，没有揭露、解释事件背后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对大众难以形成正确的引导。
在缺乏相关知识普及的情况下，当事人不懂得如何界定性骚扰、如何留证，不知道该向什么组织求助才有用。他们很可能看不到阅读量不到1亿的“性骚扰怎么取证”，只能看到用“小作文”掀起波澜、获得媒体大肆报道的一桩桩举报，从这些事件中学习如何以网络为武器反击性骚扰。
遭遇性骚扰后写“小作文”在网络“击鼓鸣冤”的确存在不少隐患，有意者会利用网络污蔑他人，煽动网友进行攻击。但是，也应看到，在很多其他事件的“小作文”背后，都透露着当事人的无奈和无助。
“小作文”带来的问题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于所有写作的当事人，我们更应意识到“小作文”折射出的社会反性骚扰机制的健全；它向我们表明，防治性骚扰，任重而道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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